牛人 | 高小丹:8000米海拔之上,命值几个钱?


探险家小传

高小丹

登山爱好者

2016年5月,玉珠峰(6178米
2016年6月,四姑娘山(5276米
2016年7月,慕士塔格(7546米
2017年5月,珠穆朗玛峰(8844米)洛子峰(8516米)连登
2017年10月,马卡鲁、玛纳斯鲁无氧连登,登顶玛纳斯鲁(8163米)
2018年5月,无氧登顶马卡鲁峰(8463米)
2018年9月,希夏邦马峰(8027米)
2019年3月,安娜普尔纳(8091米)


珠峰8600米海拔之上,让出备用氧气;无氧登马卡鲁,8400米海拔之上,与向导发生激烈冲突;登玛纳斯鲁,为救向导负债12万……

这一系列听来匪夷所思的操作,竟都真实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。

这个人就是高小丹,珠峰、洛子峰连登的中国第一人,无氧登马卡鲁的第一位中国女性。

8000米海拔之上,人性的上限和下限都被拉得很宽。更多人习惯分享上限一面的热泪、荣光,只有高小丹,将登山带给自己的荣耀,狠狠撕下,抛出人人讳莫如深的“死亡”命题,进行了深度剖析与还原。

她对自己大部分登山行为或成就的评价是“不可一世,啥也不是”;回想当初到处演说的那个自己,她说,恶心。

《牛人》采访中,她的分享,与她的人一样,真实得让人有点难以招架,却又忍不住暗暗赞赏。

相比8000米海拔之上的成就,笔者以为,高小丹所带来的这份真实,以及生死抉择间对生命的思考,更显珍贵。



三万美金,救还是不救?


“三万美金,你救还是不救?”

电话那头的提问,让高小丹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那可是一条生命,居然可以变成一道选择题,而决定权竟还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
刚刚登顶玛纳斯鲁峰的喜悦,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,没想到先嗅到了死亡的气息——下撤过程中,其中一个向导开始走S步,这是脑水肿前兆。

下到4号营地时,向导躺下就开始口吐白沫。高小丹果断拨通电话,请求直升机救援。于是有了开头那道选择题。

“不管花多少钱,救他!”高小丹没有一丝犹豫。

营地外,雪深至腰际,冲顶时三个人几乎是边刨雪、边探路、边修路,现在都已精疲力竭。高小丹不确定这样的天气,直升机能否上来。此时的整个玛纳斯鲁峰,只有自己和两名向导。

如果两人拖着命在旦夕的队友继续下撤,大概率全军覆没;但在还有一线生机的情况下撇下队友,她做不到;可一直待在原地,同样必死无疑。因为天气预报显示,第二天中午之后会有更大的暴风雪,未来几天天气将一天比一天恶劣,更不可能扛得过去。

晚上,三人挤在同一个帐篷里,外面狂风呼啸,把帐篷拼命往下压。那是高小丹觉得自己离死亡最近的一次。每隔两三分钟,她便去确认一下脑水肿的队友还有没有呼吸。

“特别恐惧,我就在想,要是他死了我要不要把他抬出去?然后下一个会不会就是我们,我们会怎么死?”

第二天一早,高小丹镇定了下,打算留个遗言以防万一,她用卫星电话拨通了妹妹的号码。

“我这边这会儿风很大,下不去了。”
“没事儿,风小了你再下来。”

高小丹一时语塞,想来也解释不清,简短几句就挂了,啥也没交代。

她当下便开始在内心盘算,即便直升机来,它也飞不到4号营地,必须下到3号营地才行。救援人员也需要从那里上来,把人抬下去。

要是中午之前,还没看到救援人员上来,她打算放手一搏。3号营地有帐篷,有一个可以避风的山窝,撤到那里是唯一的机会。

“在风雪那么大的情况下,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到达3号营地。出去我死的概率70%,但是我要搏这30%的生机,我不管你俩下不下,也不管你俩死不死,12点我就要背着我的睡袋往下搏一把。”

幸运的是,12点左右,救援人员上来了。

下了直升机,高小丹便晕倒在地。

“我登山能活到现在,真的是靠运气。”

至于3万美元的直升机救援费用,根据最后商定,由向导所在公司负担1万美金,高小丹承担2万美金。

她在作出那个像电影大片中英雄人物般大义凛然的决定时,完全没考虑到自己当时的状况——在登完珠峰之后,已经身无分文。高小丹只得打电话向自己老板借了12万。

“假如我们当时把他放那了,自己下来,谁会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呢?这山上得有多少冤魂啊。”

这一次,高小丹学会了如何去尊重一个生命。

如果没有5个月前珠峰的那堂“生死课”,她不确定自己这次救人会不会这么义无反顾。



就像癌症病人
只想快点冲顶结束一切


活也活不好,死也不敢死。在报名攀登珠峰之前,高小丹的状态十分消极,感觉自己像行尸走肉,急需找到一个目标。

选择与洛子峰连登,完全出于节约时间和成本的考量,技术和认知上,她还属于菜鸟小白水平。

这在许多人看来无异于“自杀”,高小丹却潇洒地回应:“死就死了,不用火化,还可以和雪山一起永垂不朽了!”

2017年5月,高小丹正式出发珠峰,一般人通常需要筹备3-5年,而她只用了1年零21天。

回顾自己登珠峰的过程,她说,真的一点也不牛,甚至可以用惨烈来形容。

“在南坡攀登的整个过程中,我没有见过一个人从头欢快享受到尾的,多少都会被一些病痛或炎症折磨,比如昆布咳。在2号营地餐厅时,每个人都是先拿出自己的药,闷不吭声,默默吃药。”

那一刻,所有人都在质疑自己,互相问对方:“我们是不是有病,为什么要花钱买罪受来干这件事?”

高小丹亦不能幸免。

一开始拉练阶段,因为喝水太多得了尿道炎;后来到达4号营地,上呼吸道又感染,没有办法睡觉,每吸一口氧,嗓子就生疼,一阵咳嗽,吐的痰已经有血丝;临近登顶的前一天,肠胃也开始闹腾。

她形容自己就跟影视剧中吸毒人员一样,到处问人有没有抗生素,急切渴望一片压一压。遗憾的是,始终没要到一片,只能硬扛。

“当时完全没了想站在顶端看看这个世界的念头,就像一个被癌症折磨的病人,只盼赶快冲顶结束这趟旅程,终止疼痛。”

销售人员出身的她,有一个职业习惯:一旦制定目标,就要全力以赴达成。即便有过深深的自我怀疑,她也从没想过放弃。

或者更准确地说,她没有精力去想,也没有能力主动放弃。

4号营地海拔接近8000米,直升机上不来,不管是下撤还是冲顶,她都没有能力。她甚至已经虚弱到连上厕所都要拎着氧气瓶,痛苦到眼泪直掉。

“也是老天眷顾,原计划第二天的冲顶,因为天气原因,推迟了一天,就那一天的休整,我突然无缘无故好了。到晚上7点冲顶的时候,人的弦儿一绷紧,所有痛苦好像就消失了。”

她不知道,从4号营地到峰顶,才是这趟旅程真正考验的开始。



他要是死了
我这辈子都不想登山了 


在珠峰看到第一具遗体时,高小丹一下愣在原地,冰冷的身子蹭一下血液涌遍全身,随后汗毛竖立。

“在上珠峰之前,我觉得我该给家人留下的,已经尽力留下了,但是我第一次看到他(遗体)的时候,我在想,如果是我女儿现在看见我在这儿,她会怎么样?她甚至都没有办法把我从这儿拉回去。”

瞬间,一股莫名的恐惧将高小丹笼罩,之前对雪山之上死亡的浪漫想象一扫而空,在这里永垂不朽太孤独了,绝对不能死在这儿。她不由地加快脚步,一心只想快点结束,快点回家。

不知走了多久,山上忽然没了风,也不冷,静谧极了,高小丹感觉银河第一次离得那么近,星星像披在自己肩上,有那么一刻她发自内心觉得珠峰像妈妈一样。

那两三个小时,是她珠峰攀登中最享受的一段。

直到大约8600米海拔处,一个年轻的夏尔巴身影,将她的意识从遥远的星河宇宙拉回残酷的现实。

只见他仰着身子,主锁挂在路绳上,没了氧气瓶,也没戴手套,眼神迷离。还有生命体征,但已严重缺氧。

“救他,为什么不救他?”

问完这句,高小丹才反应过来自己这个问题是何等愚蠢。

“我们当时放弃生命也救不了他,因为下面大批的人全部都在往上涌,所有人都串在这一根路绳上,别说移动一个人下去,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下撤都不大可能,每个人能保证自己活着就不错了。”

同行的其他队友给他喝了点热水,将自己的备用手套给他戴上,并联系了大本营,汇报情况,通知救人。

这已是当下能做的极限,剩下的,只能听天由命。

高小丹背包里确实有备用氧气,但在那段只能往上走的路上,还有多少意外,自己需要多少氧都是个未知,怎么可能给别人?

如果再有一次机会,会不会把氧气给他?至今她的答案仍是“我不会,我不能死”。

“路过”这名年轻的夏尔巴之后,往上没走多远又遇见了他的客户,一名巴基斯坦登山者,情况也差不多,背包扔在一边,意识已经模糊,嘴里重复地念叨着一句:“救援救援,我要回家。”

无能为力的高小丹只能选择再次“路过”。

此刻的她对登珠峰、冲顶完全没了兴趣。她边走边咒骂自己,在内心备受煎熬的挣扎中,凌晨2点,终于站在了珠峰之巅。

“登顶没有预想的那么兴奋,大家就跟例行公事一样,拿国旗拍照拍视频,然后返回。”

高小丹第一个提出下撤,她害怕堵到路上,害怕把命给整没了。可越往下走,痛苦也越清晰,她必须面对一个问题:要是自己第一个遇见这两个人,该怎么办?

没有意外,她见着了。刚刚那人已经趴在地上。高小丹心底一沉,心想,如果他死了,自己这辈子都不会登山了。

同行的夏尔巴向导推了推地上的人,见对方抽动了一下。高小丹赶紧说把自己的备用氧气给他,这时,向导也摘下自己的面罩给对方戴上。

此时的登山队伍基本走到了被困人员上方,往下的路已“让出”。高小丹与同行的队友3人,以及3人的夏尔巴向导,一起作出了一个“不可一世”的决定——3名向导留下来救援,3人自己下撤。

“这个行为其实很危险。我们仨都不知道备用氧气在哪,可能连换氧气的能力都没有,况且我们都是第一次登8000米以上雪山,在下撤过程中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。”

最终,被困两个人都被成功救下来,没有向导的三人也自己结组下到了4号营地。

对于让出备用氧气这一举动,高小丹并不认为自己多么牛或多么伟大,她说自己是在能确保自己生命的情况下给他的。尽管以她当时的水平,她根本判断不了自己的氧气状况。

“第一次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就是来自于珠峰,它教我认识死亡,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生命、健康更重要。”

登完珠峰,下撤到4号营地,歇了4天,期间高小丹的脚趾已经冻到发紫,10个指甲盖全部掉落,本已无连登洛子峰的打算。洛子峰与珠峰共用1、2、3号营地,分设4号营地,从珠峰4号营地下撤路过洛子峰4号营地岔路口时,她突然停住。看着远处洛子峰往上移动的攀登者,短短的5-10分钟时间,她的脚步转了方向。

同样是凌晨2点冲顶,4个小时后,高小丹登顶洛子峰,过程非常顺利。

她成了中国第一个完成珠峰、洛子峰连登的登山者。

不过回望这一阶段,高小丹说:“这个中国第一,把我害了。”



8400米之上的激烈争吵
“中国第一”光环加持后脱缰的“飘” 


攀登完洛子峰,高小丹还不知道自己多了个“第一”的光环。等到从山上下来,有了信号,打开手机,突然发现朋友圈全是自己的消息。

“我以前还挺低调的,但当所有人都在关注你的时候,你好像也真的跟着为你做的事感动,不由自主地飘了。”

出发之前,公司老板特意交代不要发朋友圈,不要告诉别人是去登珠峰,消失的这一个月就当休病假了。可回来时候情况完全反转,公司所有人不但大张旗鼓地欢迎她,而且安排她到处去演讲分享。那一年,公司还把全球最大的奖颁给了她,那是此前高小丹多年辛苦跑业绩都没能企及的,却在登山之后,名利双至。

从一个刚开始真的通过攀登对生命与死亡有了深切感悟,到突然变成一种炫耀的谈资,乃至没有心情去兢兢业业上班,每天就在不断地分享,在自我陶醉中精神一步一步被腐蚀。

“那一阵是我这辈子最恶心的一段时间,每个人给我营造的这种氛围把我教坏、宠坏了,我甚至觉得我不要工作了,我专门登山去。”

但这是至少登完珠峰两年后高小丹才意识到的,被香槟和掌声围绕的那两年,她几乎陷入疯狂。

她拒绝了公司的旅游奖励,提出能不能资助她接下来的登山计划,公司欣然应允。

于是,5个月后她又报了马卡鲁、玛纳斯鲁。

而最后选择无氧方式则完全出于“意气”。

当时队伍中有3位法国人,他们是采用的是阿尔卑斯式攀登,能力非常强,言语间透着对中国人借助氧气登山的“不屑”,高小丹一冲动较起了劲“啥叫中国人必须带氧,你们不带我也不带!”

马卡鲁的1号营地比珠峰1号营地海拔更高,在5900米处,一般只能坐直升机上去,也就是从平地的几百米直接上升到5900米,基本一到营地人就得先晕个三四天。

拉练时,高小丹才开始真正体会到无氧攀登的痛苦。

吸氧和不吸氧完全是两种状态:吸氧气状态下,在八千米攀登就跟在五六千米差不多;不吸氧的话,五六千米感觉还不明显,七千米时,就像喝了半斤白酒,八千米差不多就类似喝一斤的状态。

晚上睡觉时常会憋醒,早上,同行的法国小伙还会过来她的帐篷“监督”,看她有没有偷偷吸氧。

此时的高小丹,心态也有了变化,已不是最初纯粹的热爱,多了一份功利心,想要创造新的成绩。所以对自己也异常狠,坚决不吸氧。

冲顶那天,是她状态最好的一次,同行的队友因为各种原因都放弃了登顶,只有高小丹一人爬到了8400米,离顶峰只差最后不足百米的距离,眼看胜利在望,高小丹信心满满,心想一两小时就能到顶了。

然而,就在这时,探路回来的夏尔巴向导却带来一个消息:“下撤吧,今天天气不能冲顶。”

“我在山上就跟个疯子一样,我说不行,我必须上,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痛苦和训练,怎么可能放弃!”

无论向导怎么解释,高小丹死活不同意下撤,向导拗不过,要跟她解锁,她不肯;劝情绪激动的她吸氧,她也不肯。

一气之下,向导把氧气瓶直接从那“嗖”地扔了下去,断了两人往上的选择。

不甘心的高小丹,下撤时满脑子想的都是,这要回去怎么跟公司交代,不很丢人吗?一定要登一个!

后来,她登了玛纳斯鲁,也就是文章开头让她负债12万的那次。

“完全不能想象,经历过珠峰之后,人还能变得那么丑陋,心态特别不好,也不知道跟谁PK较劲,反正就是我一定要赢。”

这种深陷自我膨胀无法自拔的状态,直到公司一名夏尔巴向导去世,才被彻底“根治”。



能不能看看照片? 
他的妻子没有谈一分钱 


在玛纳鲁斯经历“3万美金救不救”一事后,第二次无氧再登马卡鲁时,高小丹组建了自己的登山服务公司。

期间有一个夏尔巴向导因肠梗阻在营地意外离世,一个朝夕相处的人,头一天还是大活人一个,隔天说没就没,并且这位夏尔巴还曾经陪她冲过顶,非常善良阳光的一小伙儿。这给高小丹的打击非常大,乃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,她都承受着良心的谴责。

遗体被包裹好后,族人按夏尔巴习俗,为他点了一盏灯,与一堆行李一起,放在停机坪,等着直升机的到来。高小丹看着眼前的景象,内心乱成一片。

那是她唯一一次下那么大的雨坐直升机,内疚折磨得她恨不得直升机赶紧坠毁,这样自己就不用面对他的老婆孩子了。

可该来的,总归躲不掉,两三天后,已逝夏尔巴的妻子要求见面。

高小丹害怕了,害怕的不是赔钱,而是害怕面对他的家人。但在被要求相见的时,理性又战胜了情感,她内心想的是该赔对方多少钱,而不是怎么安抚。

“能不能把我老公的照片和视频给我看一看?我总感觉我老公没有死。”他的妻子没有谈一分钱,一家人进来后,非常平和。

高小丹预想的是对方会开出多少钱,而自己也已经准备好几套应对方案。可他们竟是那么纯粹,没有让人感受到任何讨价还价或威胁。

这让她更加痛苦、自责,同时又一次唾弃自己。

这次事件之后,高小丹精神一直萎靡、压抑,朋友看不过去,拉着她去澳门赌场放松。看着赌桌上的玩家一把几十上百万,眼也不眨,而另一些人为了赚三四万块钱在8000米的雪山上,常年上上下下。想到这,别说参与,高小丹连观战的心也没了。

她每次登录脸书,都会去看那位已逝夏尔巴的妻子的动态,一开始她诉说着对丈夫的思念,不断发着老公的照片,有一两年时间,那位妻子的状态都不大好。

“不过,前年再见到她时,她已得到了一个美国协会的资助,完全可以保证她的生活,从一个家庭主妇完全转型成了事业型女性。已经走出来了,状态完全改变。”

高小丹这才稍微有了一点点释怀。

2019年,她又登了一次安娜普尔纳。只是这一回,她没有登顶,没有延续她以往的“荣耀战绩”。也没有人劝她下撤,是她自己主动放弃的。

她终于成为了一名成熟的登山者。



铅华散尽 
以始为终 向死而生 


8000米海拔之上,人性被无限放大,一定能看到生死面前的丑陋,也一定有令你震撼的伟大。

在珠峰,高小丹的下降器意外飞出,面临滑坠风险,是一名瑞士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山友,毅然将自己的下降器给了她,自己则凭借技术用主锁做成下降器;在安娜普尔纳,由于一名队员操作失误,高小丹被甩了出去,她用尽平生的力气抓住了一根路绳,用最快的速度拼命往上蹬,膝盖处骨头已经冒了出来,由于没有脚点,她得靠着前脚掌冰爪的力量支撑着身体,就那么绝望地悬站了半小时,终于等来一名叫“马里奥”的山友停下脚步,用一个“抓着我”的手臂动作,将她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。

不同的雪山中,体验了不同的绝境,高小丹的人生态度也一次次被刷新。从一开始的热爱、享受,到一度变得功利、狰狞,如今终于再次回归平静。几次与死亡的擦肩中,她也学会了认识死亡、尊重生命、向死而生、活出质量。

“所有的探险也好,登山也好,或许正是老天爷给我安排的一系列课程。你平时不是犟吗?不是主观意识特强吗?那好,我通过死亡给你上课。”

“登山的课”上得也差不多了,高小丹打算停一停,她希望先找回出发的初心。未来不管会不会继续攀登,高小丹十分明确的是,自己不会再用生命去置换任何东西。今后,做一切事情的前提一定是健康、开心,只有能够满足精神富足的事,才去会干。

“我要活着;其次,如果有机会,好好活着;再有能力的话,那就尽量让生命活出意义。”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大山,这座大山让我们免于沦为行尸走肉。

“你要认真对待今天、过好今天,每一个今天过好了,这辈子才能好。”

上一篇 下一篇